1941年春，新四军第六师正式成立，谭震林担任了师长和政委。他不仅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，还以智慧著称，不是那种单纯依靠蛮力的战将。打仗时，谭震林总是凭借他的计谋和深思熟虑的布局，颇有几分诸葛亮的风范。
六师组建后，谭震林来到16旅的驻地——溧阳县戴巷，开始指导工作。刚到戴巷，他便召集了16旅的干部们开会，聆听了旅长罗忠毅、政委廖海涛以及苏皖区党委书记邓忠铭的汇报。会议刚刚开始不久，突然，第46团二营营长何永棉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急忙报告：“我们刚刚抓到一个国民党40师的侦察员！”
经过审问，敌方侦察员承认自己是国民党40师搜索连的班长，伪装成普通百姓，专门前来侦察戴巷的地形。他还透露，40师准备在三天后进攻16旅。刚走不久，旅部组织科长王直急匆匆走进来，带来了另一条情报：“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可疑人物，经过审问，他自称是40师特务营排长，名叫陆建，正在侦察我们16旅的兵力部署，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阵地。”
展开剩余79%这两条情报几乎同时指向同一个威胁——敌人40师准备进攻16旅。谭震林听完后，怒火中烧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愤怒地说：“新四军就能让国民党一网打尽吗？”他随即吐了口唾沫，冷冷地对干部们说道：“宜兴、高淳、洪兰埠一带都有日军的据点，40师的兵力在别桥、南渡、张渚布防。如果敌人再对我们发起进攻，我们就会被夹在日军和顽军之间，没有后退之地。现在，我们只有打！不打，我们的后果会更加惨烈，可能会被敌人逼迫出这片土地！”
罗忠毅旅长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40师可是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，平日里他们不断骚扰我们，抓我们的干部，杀害外出的战士。现在敌人送上门来，我们必须狠狠教训他们，为那些牺牲的战友复仇！”他随即转向谭震林问道：“师长，咱们该如何部署兵力？”然而，谭震林却出乎意料地回答：“你今晚先把那两个侦探放回去。”罗忠毅顿时愣住了：“什么？你要放走敌人的侦察员？”
“对，”谭震林点点头，“我让你放他们回去！”
当晚，两个敌侦察员被关押在一个草屋里。守卫草屋的两个新四军哨兵——张力华和杨军荣站在屋外，时不时地交谈。张力华提醒杨军荣：“明天我们团要随谭师长调防到高淳下坝，原地只留一个营。要是敌人真的来了，你们一个营能顶得住吗？我们在戴巷西头的河边埋了50箱子弹，你们得看好！”
杨军荣显得有些不以为然：“我只是一个当兵的，管什么战术、兵力啊。敌人是不是来，能不能顶住，都不是我该担心的事。那50箱子弹是领导们操心的事。”
张力华笑道：“如今战乱四起，做兵的，心里得多留个心眼。”
杨军荣却懒得理会，打了个哈欠说：“行了，别谈这些了。一天忙活，累了，睡一觉吧。”
两人一边聊天，一边渐渐进入梦乡。没过多久，草屋内传来一阵规律的呼噜声，忽高忽低，就像二重唱一般。关在屋里的敌侦察员听着这声响，悄悄推开门，发现附近无人，立刻撒腿逃跑。
第二天一早，戴巷附近的新四军主力果然开始调动，罗忠毅只留下一个营在大本营驻守。下午两点半，敌人40师118团在两个逃走的侦察员的带领下，兵分两路朝戴巷进攻。敌人打算一举消灭留守在戴巷的新四军一个营，并夺走埋藏在西头的50箱子弹。
然而，他们完全没有料到，谭震林故意放走这两个侦察员，就是为了引敌深入。事实上，16旅的主力早已转移，不是前往下坝，而是按照谭震林的计划，提前进入了伏击阵地。
烈日当空，正是盛夏酷暑。敌人118团在团长袁福桥的指挥下，从别桥出发，行进中尘土飞扬。就在他们进入新四军设伏的区域时，突然间，枪炮声大作，手榴弹如同暴雨般袭来！118团的官兵在混乱中死伤惨重，倒下了一大片。机警的袁福桥立即跳下马，躲到马屁股后方指挥调度，并调整部署，指引部队向樟村撤退。然而，当他们到达樟村时，又被新四军的47团伏击，激烈的战斗中，袁福桥脖部中弹，鲜血直流，部队损失惨重。
在临近别桥撤退的过程中，袁福桥忍着伤痛一边捂着脖子，一边命令部队撤退。整支部队在恐慌中迅速逃散。
结果，敌人的118团不仅未能消灭16旅留下的一个营，反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40师损失了两个营，团长受伤，甚至还有一个营长被俘。新四军6师的指战员纷纷议论：“谭师长真是从毛主席身边走出来的，他懂得打巧仗，肯定得到了毛主席的战术真传。”
在陈冠任著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《大河向东：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》一书中，详细记录了谭震林追随毛泽东的历史。这本书一度成为畅销书，曾排名中国政治军事畅销书榜的第九位，深受读者喜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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